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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历史名人的长春足迹

时间:2021-10-19 09:1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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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记的三位历史名人,虽然都不是长春人,也未在长春生活和工作过,但都因从事革命或社会文化活动,与长春发生联系,在长春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林伯渠:

  暗中保护长春学子

  林伯渠(1886年~1960年),又名祖涵,字邃园,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湖南临沣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黄兴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林伯渠(时用名“林祖涵”)受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派遣来到吉林省城吉林府(今吉林市),先后谋得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省提学司图书科科员、省提学司普通科一等科员等职务,在吉林省开展宣传革命、联络起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作。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已在一些青年学生中传播,吉长两城由经济、社会及学校管理、学生待遇等问题引发的学生运动时有发生,林伯渠对此多持同情和支持态度,有一次还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保护了一大批学生。

  这件事发生在他来吉林的第4年。

  清朝的最后几年,吉林行省在筹备立宪的浪潮中成立了审判厅、检查厅等新的机构,各府县都因经费奇绌而千方百计地增捐加赋。为此,长春府、农安县等地禀准在蒙古地租每垧420文之上加增240文,达到每垧660文,其中420文仍归蒙旗,加增的240文作为审、检二厅的经费,长春府从宣统二年(1910年)起实行。这项加租虽属必需,但在此之前,各地农民都已增加了多少不等的警学垧捐,负担已然加重,这次又要加租,农民普遍不满,在边远地方甚至出现了抗捐。

  宣统三年(1911年)初,正是蒙旗征收上年地租之时。这时也恰逢吉林行省进行清赋,在全省范围清理农民的浮多地亩及换照,长春、农安、德惠、长岭四地的清赋总局设在长春蒙租柜内,与收租事务一同办理。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长春府中学堂甲班刘宪孔等4名学生带乡人到蒙租柜纳租换照,“因核算不清致起口角,被该局收租人役逐出门外”。刘宪孔回校后即召集50多名学生赶到蒙租柜,将其门窗器皿砸坏并打伤一名收租人员。

  事发后,考虑到此时正是全省清赋之时,为防止抗捐的连锁反应,省提学司电令长春府中学堂监督将“在场滋事之生一律开除,交府看管,听候惩办”,电令长春知府将已查明直接“肇事之中学生十名送交审判厅严押讯办”,并派省视学詹钰和林伯渠同去督办。这样,去过蒙租柜的50多名学生都面临巨大威胁,轻则丢掉学籍,重的还要坐牢。

  这时,为了自救,刘宪孔等直接肇事的学生进省申诉,其他学生联系吉长两府部分中小学校学生罢课,以示声援。长春中学生大闹蒙租柜,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省的大事。

  林伯渠对学生的举动一直持宽容态度。在随詹钰来到长春后,他表面上按提学使的成命办理,暗中却设法保护学生。六月六日(7月1日),他说服詹钰电陈提学使,争取时间,表示“力能转圜,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暗中则联络长春士绅王秉文等出面求情。九日(4日),经长春府十余名士绅进省向提学使求情,提学司终于收回成命,使许多学生的学籍得以保留,罢课随即平息。

  宣统三年六月十七日(1911年7月12日)的《盛京时报》报道了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

  “中学生大闹租柜案了结:中学堂学生捣毁租柜一案,迭志各报。兹悉事已清了。其肇事之学生刘宪孔,除责令赔偿租柜损失费四千吊外,照章斥退。其余各生均记大过一次,于十二日入堂授课。尚有帮同刘生闹事之学生九名,各记大过二次,留堂察看。并即电知东、西两关学堂,一律开课云。”

  这次青年学生的罢课斗争,波及吉长两府许多学校,在吉林省造成很大的影响。事后,长春府中学堂监督给林伯渠写信,表达了对他保护学生的感激之情。

  在吉林期间,林伯渠还与关外著名绿林首领“韩边外”接触,经其介绍到长春接洽筹划革命事宜。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被召回湖南开展兵运活动,支援武昌起义。

  1950年10月28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年过花甲的林伯渠,陪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来吉林省视察,重新踏上了长春大地。他同宋庆龄副主席到长春市净月乡红星村看望了土改后得到土地的农民,然后又去了他曾工作过的吉林市,视察了丰满发电站。想起39年前的这段往事,林老或许会心生感慨。

  瞿秋白:

  笔录长春警世人

  瞿秋白(1899年~1935年),江苏常州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1920年来过一次长春。当时,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成立8年了,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阴影。瞿秋白对此十分愤慨,在他的诗文中尖锐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丑行。1920年10月,时任北京《晨报》特约记者的瞿秋白赴苏联采访,路过奉天(今沈阳)、长春、哈尔滨,亲眼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东北境况,更激起了他以笔为号角警醒民众的热情。在这次行程中,他曾在长春转车小憩,虽然仅停留了短短几个小时,却对长春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将从中国到苏联的一路经历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

  他是坐京奉线(北平—奉天)出发的,一到奉天便发出了疑问:“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这满洲三省还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他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像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

  瞿秋白的感觉十分敏锐,提出的疑问也一针见血。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两国以长春为界划分势力范围,日本据南,俄国霸北,分别称“南满”“北满”,以致当时的一些人竟不知“东三省”为何物。

  瞿秋白当时在长春换车,乘中东铁路火车去哈尔滨。由于长春恰好位于日俄两国势力的交接点上,灾难深重,所以这短暂的换乘经历化成了这篇报告文学中一段寒意彻骨的文字:

  二十日一早到长春车站。走出车站一看,已经萧然天地变色,确似严冬气象了。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周寒林萧瑟,晓霜犹凝,飕飕的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天色阴沉沉的竟有雪意。车站门外停着好几辆俄国式马车,马夫也有俄国人,头上已戴油腻不堪的皮帽;风吹他帽上丝丝的毛乱动,时时掩拂他的长眉毛,越显得那俄国式的面貌愁惨。我们先又到大和饭店吃了点心。回到车站上,要换车上哈尔滨去。从长春以北就是中东铁路——其时形式上已经收归中国管理。车上一切职员却还大半是俄国人——西伯利亚的那种所谓中流社会,或是真正的“俄国的乡下人”……

  我们一到车站,有一俄国人要替我们买票,不知怎样又多算了几块钱去,好容易弄清楚,买好票上车。中东铁路的车身非常宽大,可是三等车简陋得很。我先走进三等车一看,横七竖八,俄国人也有拖男带女,背着大麻包袋的;满地纸烟头痰沫;还有一股臭味。后来走进二等车——那天只有两辆——里面简直没有人坐,我们一进去,就有一俄国管车的来开了两间车房——我当时一看,二等车原底子装修得很讲究,而且是单间的,我以为三等车和二等车差得太远了。然而进去坐下一细瞧,椅子上灰尘足有半寸厚,窗子、窗帘、小桌子,没一处不是破敝败落的。车子开动了,车里摇晃颠簸得很厉害,两天行旅已觉得疲乏,一晃就睡着了。

  瞿秋白的这篇报告文学就是唤醒当时众多国人的著名力作——《饿乡纪程》,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马上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收录在他的文集中多次再版。

  20世纪20年代,主权残破的东北、日俄盘踞的长春,首次这样真实地出现在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笔下,影响是巨大的。

  胡适:

  演讲中西文化

  胡适(1891年~1962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早在青年时代就以博学成名,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闻名于海内外。在长春的土地上,也曾留有他的足迹。

  辛亥革命后,英、法、美、德、日等国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为了商定英国退款的用途,1926年,35岁的胡适经民国政府任命,成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同时,英国牛津大学还聘请他到英国讲东方哲学。于是,当年7月,他乘坐火车通过京奉、南满和中东铁路进入欧洲,前往英国伦敦,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请他在长春演讲。

  演讲在7月19日举行,共两场,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当时胡适崇尚西方文化,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几天后,《盛京时报》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

  不知道当时东北的新兴城市长春给胡适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但才华横溢的胡适却在当时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自京经俄地赴英京,道出长春,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讲演于俱乐部,讲题曰:东西之文化大旨……

  据说,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横幅,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

  (作者孙彦平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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