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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历史上的禁毒事件

时间:2019-09-06 08:2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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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卖鸦片的巨额收入,成为关东军侵华的重要资金来源。图为强制中国农民种植罂粟。
  1800年长春设治,1825年将治所从新立城迁至今南关区四道街一带的宽城子。那时,长春的鸦片主要是从奉天(沈阳)、营口、天津等商路而来。虽然不见资料记载当时长春的烟馆和吸烟人数,但从《盛京时报》报道齐齐哈尔吸毒者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推算,长春的吸毒者也不在少数。
  对于毒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曾经禁过,但不久又以洋药名义放开了。1906年9月,清政府公布了《禁烟章程十条》,吉林省城和长春市成立禁烟局。禁烟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烟馆和查禁私烟,如烟馆能纳税,便可凭证领到烟土,照常营业,实际上采取的是“寓禁于征”的办法。
  在长春地方官府查禁私烟的同时,位于头道沟和二道沟的日、俄两处铁路附属地内的制毒贩毒却泛滥起来,尤以头道沟日本满铁附属地为甚,一度形成了以华实公司为中心的贩毒网络。当时,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直言不讳地报道说:“(长春)本埠日本占用地内,娼寮烟馆最为繁盛……查今私开烟馆尚有三十余家,每日所售烟膏非常发达,较之未禁时尤利市三倍。”吴樵在《宽城随笔》中也曾描绘过满铁附属地妓馆供应鸦片的情况:“日界妓馆茶资较廉,客有阿芙蓉(鸦片的别名)癖者尽可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烟价又比内地低廉,故黑籍中人趋之若鹜。”
  长春地方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大肆贩毒的做法十分反感,曾多次照会驻长的日本领事馆,要求满铁附属地也要禁烟禁毒。日方表面应承,实则敷衍搪塞,满铁附属地内一直是“烟馆林立”,“城内各界有芙蓉瘾者,逐日三五成群前往吸食”,“商民争趋私吸者络绎不绝”。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开设的药店内公开出售吗啡。1914年,驻长春的吉长道尹阮志植报称,日本人在长春开设的药铺不下40户,“无不以卖吗啡为主业”。这样,致使长春“鸦片之害未消,吗啡之毒又起”。
  沦陷时期,伪满洲国政府于1933年制定鸦片专卖法,对鸦片实行专卖,在长春设立鸦片专卖总署,1937年改为专卖总局。1937年时,长春有40多家鸦片零售所,每月售毒万余两,年售烟土173786.06两,抽大烟的人达数万人。在长春火车站前,原有和成永、天元楼、小蓬仙三家较大的烟馆。其中,以坐落在黑水路南一胡同的和成永规模最大,和成永的老板叫张秉衡,拥有一所二层楼房,将原有的36个房间划分为100多个单间,供烟客使用。和成永烟馆雇用管账的、卖烟的、看灯的和勤杂人员等几十人,还雇用七八名女招待招引烟客,每日吸毒者达千人以上。在今东四条街西胡同、南广场北胡同和整洁胡同一带有几家由朝鲜人开设的吗啡馆兼卖海洛因(俗称白面),人称此地为“吗啡街”。因这一带居住着一些因吸毒而堕落的女人,靠廉价出卖肉体为生,此地又被称为“野妓街”。
  鸦片毒,吗啡更毒。因此,染上鸦片或吗啡瘾的人,鸠形鹄面,精神不振,游手好闲,不事劳动,最后倾家荡产,以致卖妻鬻女,男盗女娼。有的沦为乞丐,饥寒交迫,倒毙街头者随处可见。
  国民党时期,虽有“禁烟法令”,还分别惩办了几个烟犯,但明禁暗不禁,长春市区内的贩毒业并未收敛,官僚军警还借机大发横财。
  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禁烟禁毒,对制毒、运毒、贩毒行为视为犯罪,严厉打击并取缔。到1950年2月,长春市破获制毒、运毒、贩毒案件1300多起,严惩和改造了犯罪分子。1952年,长春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禁烟肃毒活动,至此,长春市的制毒贩毒业才完全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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