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溥杰的联系，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天津和东京之间，形成了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说到底，这是中国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通的神经。日本军阀曾利用这根神经，向溥仪传递信息，试探他的反应，以此决定相关的政策。至于这根神经的灵敏度，可以从溥仪一生中经历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大概情形。
事变前约两个月，已有两个日本人通过溥杰向溥仪发出了先兆，其中一人便是后来的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几年之前，吉冈和溥杰就已在天津相识，当时吉冈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常到溥仪居住的张园活动，有时还陪溥仪打球。吉冈回到日本后，任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大队长。1931年6月下旬，溥杰和润麒都收到了吉冈的盛情难却的邀请信，希望他们前往鹿儿岛度假。
溥杰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政治因素，但他也很警觉，立即把这一情况写信告知溥仪，他写道：“藩之意（溥杰化名金秉藩），于考试完毕后即赴鹿儿岛吉冈大队长之约，在海边约住七八日，后即拟候船归国。一二日中藩拟与吉冈一信，先辞此次之约。不过，彼果然竭力邀约时，藩亦不好过拂其意，只得在其家小住数日也。藩届时拟先与之去信，请其勿庸过于招待，过于招待殊不敢往等语，与之先行约好也。”
无论溥杰怎样声明，他在鹿儿岛吉冈家中还是受到了最殷勤的款待。特别重要的，是一条事关重大的消息。吉冈郑重其事地告诉溥杰：“你们回到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不久，溥杰和润麒便把这条消息带到了天津。
通过溥杰向溥仪传递信号的另一个日本人是谁呢？华族的水野胜邦子爵。溥杰回国前与他会面时，听他别有用心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其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在日本的南北朝内乱时代，受镰仓幕府控制而身处厄运的后醍醐天皇，又因“倒幕”失败被流放。就在他仰天长叹恨无忠臣的时刻，忽然看到一株樱树树干上刻着“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两句诗，经人如此点化，他才相信仍有忠于天皇的武士供其驱遣，遂重新组织力量，终于推翻幕府，开创了“建武中兴”的政治局面。讲完故事，水野子爵接着把他将要晋谒溥仪并赠呈书有樱树树干上那联诗句的日本扇面之事告知溥杰。了解日本历史的溥杰当然明白其中的政治含义，遂把这条预示着“宣统中兴”的讯息立即转告溥仪。
溥杰在给溥仪的信中特别解释了那联诗的典故：“昨日有一水野子爵，因将赴中国各省游历，至津时拟晋谒我君，彼将进呈摺扇一柄，并拟赠陈宝琛同扇一柄。扇故无足观，其上书有诗一首，其诗乃日本后醍醐天皇被贼臣所扼，俨如幽囚，因叹曰：‘何我手下之无一忠臣也?’后在院中散步，见一树上书诗句二行，即水野子爵拟进呈我君者也。后醍醐天皇读之，大为感动，因知并非无忠臣也。后卒成中兴大业焉。”
此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到来，溥仪却已陶醉在溥杰传递的信息中，对复辟充满幻想。鹿儿岛的讯息、扇面诗的故事，都让溥仪把酝酿中的侵略事件，错看成“重登大宝”和“宣统中兴”的美梦。
1931年暑假，溥杰和润麒回国探亲，先到天津拜见皇兄。溥仪勉励他们说：“你们留学日本已经两年了，回忆数年经过，我们受良心的激刺与境遇的逼迫，真是不堪回首。你们毅然决然相偕留学，备受艰辛，预备为君国之报效，这是最使我觉得欣慰的。我望你们时刻以此为怀，终始履践，不以富贵贫贱生死而移其志，不为悲欢喜怒而动其心，谦虚接物，公正处事，济世为仁，克己乃勇。既能上对祖宗在天之灵，亦可慰答君父念念之意。然时局艰危，天命不易，我们自当尽人事以待天命，其共勉之。”
与此同时，溥杰也经常向溥仪提供建议或提出希望。但在许多场合只能以臣子身份向“皇帝”呈递奏折。仅举溥杰规劝皇兄的一个实例便可见一斑。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我君之博采众议，折衷短长，实有斯气象。惟只能以之寡过少尤而已。至于决大疑，定大策，则须本心中所定大纲而行，其余细目自须以妥密周详出之。盖大人始可任巨负，小人则不过辅之助之，助荷重负之人，以期万全而已。孔子曰：再思可矣。诗曰：筑室道谋。皆可引为大戒也。”
由此可见，溥仪和溥杰这对皇兄御弟，为了“复辟”二字奋斗多年，到头来不但一无所获，还被这两个极具诱惑力的字给拖下了水。
在溥仪天津“行在”的《召见簿》上记载着：从1931年7月23日至8月1日，溥仪连续召见从鹿儿岛归来的溥杰和润麒，听他们转述吉冈安直的政治问候；1931年7月29日，溥仪召见前来“游历”的水野胜邦和稻川多四郎，并接受了水野子爵赠呈的扇面。陪见者中，有溥杰、萧丙炎、郑孝胥和润麒。
然而，在严正的历史上记载着：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炮火点燃了中国的东北。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民族热血沸腾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集会、演说，抗议侵略者的行径。目睹这一状况的溥杰和润麒，立即写信给溥仪，“谨禀”实况，陈述己见。
溥杰在封发于1931年9月20日的信件中说：“近日此间民气昂愤异常，素日有左倾思想之新闻等，近日亦俄然一变，竭力鼓励民气、宣传满蒙事件、经过等。总观日本近日虽有思想恶化之倾向，然大多数人平日固彼此斤斤不相容，一旦对外有事之秋，率有一致同仇之概，此点实出藩平日预想之外也……际兹秋风多厉、寒暑交替之际，恳望我君起居动静诸事，举以妥慎周详出之，实藩所切祷者也。”
润麒在封发于1931年9月下旬的信中说：“近闻报载，虽属远道传闻，然亦人言凿凿，遍地风声鹤唳也。际兹重大时期，英（润麒化名郭继英）愚以为，实千钧一发之时，敢望动静兴居格外加意：慎不流于缓，断不流于猛，集众腋取其成裘，执中枢定其大计，此英之日夜徬徨切祷无己者也。再，近日留学各派之人士，亦各自树奇立异、分道扬镳，俨然一小中国之纷乱状况也。欲归国者有之，喧骚者有之，五花八门，煞有可观，可谓庸人自扰而已。现此间有讲演、有谈会，率皆对中国问题。（日前，英等学校亦开演一次，然未准许英及秉藩及尚有一名名林失敬之中国学生入听也。）各舆论机关亦颇一致，大有举国同仇之概也。”可见，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留日学生，当时就对具有特殊身份的溥杰和润麒加以戒备，禁止他们参加有关的集会。
不久，溥仪命家庭教师远山猛雄携亲笔黄绢信赴日，找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活动，希望日本军界和政界元老支持他的复辟大业。远山抵日后，溥杰也参与此事，并及时向溥仪汇报情况。
1931年10月31日晚，溥杰按照约定前往东京丸之内饭店会见远山，听他讲述与德富猪一郎商谈的细节。德富猪一郎即日本著名评论家德富苏峰，早年创办“民友社”，曾任贵族院敕选议员，抱有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建立战时体制过程中，他与日本军部紧紧勾结，成为推动侵略的一个重要人物。溥杰当夜就给溥仪写信，转述了德富猪一郎所谈的内情，信中还说：“据德富言，此间论调尚未一致，前途未可知，行动上务须慎之又慎，以留前途之进退自由，实最要之事也。”
两三天之后，溥杰再度秘密会见远山。处于动荡的历史关头，溥杰身份特殊，远山深悉内幕，言行有节，慎之又慎。溥杰就此致函溥仪时借题发挥，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写道：“藩愚以为远山做事，向来慎重过度，大有每事十思之概。我君于凡事谨慎思之之后，尚望加以果断。若全恃谨慎，或致如宋人之议论未定，金人便已过黄河之失也。”
站在保卫“康德皇帝”的岗位上
在日本学习院读书期间，溥杰和润麒各有自己的日本名字：溥杰叫清水次郎，润麒叫清水文雄。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在参与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时隐去身份。学习院每年两次假期，寒假不足一个月，加之学习紧张，溥杰和润麒一般并不回国度假。在暑期的两个月里，他俩总要回到天津，“恭请圣安”。
尽管采取了许多隐姓埋名的措施，他们来往于中日之间，还是不免被认出或被跟踪，常常受到记者的包围。于是，他们或就溥仪的生活起居近况，或就自己的留学生活发表即兴谈话，其内容很快就被刊登在中日两国的报纸上。溥仪和溥杰这根连通天津和东京的神经实在敏感，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为全社会所瞩目是可以理解的。
1933年2月，当溥杰和润麒从学习院毕业的时候，溥仪已经出任“满洲国执政”，并于1932年9月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出卖东北河山的《日满议定书》。溥杰和润麒的后台硬朗起来，终于被看做“有地方实力者保送”一流的人物了，赴日学习军事的初衷这才得以实现。
从1933年4月1日起，溥杰和润麒同时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生。除他俩外，溥仪还以“满洲国执政”的身份，另外选送了10个人。其中包括溥仪的堂弟溥佳、溥仪后来的四妹夫赵国圻、溥仪的族侄毓峻和毓哲、皇族熙洽的外甥马骥良、溥仪寓居天津时的房东之子张挺和溥仪的随侍祁继忠，这7个人都是伪执政府的侍卫官、溥仪的亲信。此外，还有伪满大臣孙其昌之子孙文思以及孙经纶和庞永澄。不久，溥仪把原来由中华民国派在日本的留学生、其后来的五妹夫万嘉熙也划了进来。
这就是以溥杰为首的第一批“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的阵容。他们不再像4年前溥杰和润麒赴日时那样碰钉子，而是很快就由日本陆军省批准，全部“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然而，溥仪清楚地知道，因为日本陆军省早已向他打过招呼：今年“优待”伪满留学生、“一律予以考中”。否则，除了溥杰和润麒，肯定“一律落第”。祁继忠“恭呈”溥仪的信中就老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很客观地归功于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的斡旋，溥仪正是委托此人负责“将校候补生”的入学事项。
到了分专业的时候，溥杰入步兵科，而润麒入了骑兵科。两人都是军曹，身着军服，佩戴肩章，各自与在长春“帝宫”中的皇兄保持紧密的通信联系。寒假或暑假，他们都要返回溥仪身边，“晋谒叩拜，聆听圣训”。
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极称帝，溥杰等立刻到伪满驻日公使馆参加祝贺仪式，并在那里向皇兄发出了感情热烈的贺电。
说起溥杰与长春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8月。那是溥仪当“康德皇帝”半年之后，当时溥杰是第四十七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利用暑假来到当时称为“新京”的长春探亲，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长春。
1935年4月溥仪首次访日期间，在东京与溥杰和润麒夫妇团聚。润麒之妻——“三格格”韫颖，则以钢琴演奏一曲《皇帝陛下奉迎歌》，“骨肉亲情，溢于言表”。
堪称日本帝国主义高级猎犬的吉冈安直，当时作为教官在士官学校讲授战史。他懂得利用身份特殊的溥杰，每逢学校放假，总不忘把他请到家中，以美酒佳肴款待。随着师生“友谊”不断升华，吉冈开始向溥杰透露各色信息。
吉冈对溥杰说：“我不久或许能到满洲国令兄那里去工作，可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关东军军部作后盾，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倘日本陆军省一定让我去，我就要先跟他们约法三章，否则宁可不去，也不能自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兼有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
吉冈所指的那份工作，首先是关东军提出来的，请他到伪满洲国担任军方与溥仪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此前已有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麿两人先后担任此项工作，未能持久。吉冈总结了这一教训，无论如何也要掌握“尚方宝剑”。他继续感慨道：“像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扎下根子，才一个一个地失了脚……”
这番话迅速从“神经”的这一端传递到那一端，吉冈安直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名字已经先入为主地在溥仪心目中起到威慑作用。他就是要通过溥杰告诉溥仪：他将不仅担任在皇帝面前服务的“帝室御用挂”，还将以参谋身份成为关东军司令部内有力的进言者。有这双重身份，傀儡皇帝岂敢不服服帖帖？
过了一些日子，吉冈又对溥杰说：“现在日本陆军省已经决定要派我到‘新京’去了，请你先给令兄写封信，就说吉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里工作的话，拿咱们的关系来说，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不过，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溥仪遵命照办，给吉冈准备了办公室。吉冈显然是要做样子给关东军看，似乎他的确是溥仪的相知老友，人未到，房间都给预备好了，无意之中已经抬高了吉冈的身价。
吉冈就这样巧妙地利用溥杰传出的信息，一方面打出关东军的招牌威慑了溥仪，另一方面摆出与溥仪的交情，以提高自己在关东军中的地位。
1935年6月29日，溥杰和润麒从军校毕业，且因成绩优秀获得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一块银表和伪满驻日公使赠送的一把军刀。在裕仁天皇亲临的毕业典礼上，溥杰既激动又高兴，觉得自己并未辜负皇兄的一番培养。毕业之后，溥杰作为见习士官在日本宇都宫的步兵第五十九联队(团)任职见习三个月。
1935年9月11日，溥杰、润麒等人踏上归程，于14日下午抵达当时的“新京”，受到伪满宫内府和伪满军政部的热烈欢迎，报纸纷纷予以报道。
两天后，溥杰和润麒前往伪满军政部报到，随即任职：溥杰被派为伪满陆军步兵中尉，润麒为骑兵中尉。一切都按照严格的规定办，“御弟”也不例外。他们于9月20日赶赴奉天（今沈阳），开始了在陆军中央训练所的一个月见习生活。见习结束，分配具体工作岗位，溥杰回到“新京”，被安排在伪禁卫队步兵团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该“禁卫队”担任“帝宫”外围的警卫任务。溥杰时年28岁，留学数年，终于能以军人的资格和姿态，站在保卫“康德皇帝”的岗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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