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年，长春成为俄国和日本争夺的交会点，这就要求长春知府要具备和俄日两国打交道的外事能力。以往，吉林将军对长春知府的选拔，只需要使其具备行政能力就够了，而此时的形势则需要长春知府不仅要熟悉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且在对外事务的处理上，能够随机应变，有足够的决断力。不仅如此，随着清末新政的施行，此时的官员也要具备应对改革的能力。
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胜利势力进入长春，开始筹建满铁车站和附属地。1908年，清政府在长春设立吉林西路兵备道，对日交涉多数由其完成。此前，清政府在长春的官员在外事上主要应对的是俄国。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春的历任知府，如谢汝钦、廉慈、王昌炽、宋春霆、章绍洙等人，都曾对俄国和日本打过交道，总体来说，他们都能努力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中最出色的，便是谢汝钦和王昌炽。今天的老长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谢汝钦。
才干突出 深受官民爱戴
谢汝钦，字敬之，贵州仁怀人。谢汝钦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以试用知县的资格来到吉林省，经过一年试用后就留在了这里。在长春历任主官中，谢汝钦的原籍是最靠南的，从贵州到长春，从西南到东北，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很难想像他是如何适应的。
在吉林省，谢汝钦先被派往蚂蜒河，负责土地开垦等工作和赈务，主要工作是修理沟渠，解除水患。此后，他又在五常、伊通、伯都讷各厅州和吉林府，以及宾州厅、长春府都担任过主官，还署理过吉林分巡道。所在岗位都非常重要，在这些岗位上，谢汝钦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在吉林府，捐廉课士，赈济灾民，清厘积案，练团捕盗。在宾州厅时，大量流民入境，谢汝钦都能很好地安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宾州当地数百名信教民众集合起来，想乘机发动暴动。谢汝钦只带几个人“轻车驰往”，对领头的教民实施抓捕后，对其他教民劝说开导遣散，兵不血刃地化解了一场突发事件。他在这件事的处理中，展示出过人的胆识和非常强的危机化解能力。这些优点，在他后来担任长春府知府的一年里，也有着大量的表现。
作为地方主官，谢汝钦勤政爱民。据史书记载，他每在一个地方卸任，百姓都是“卧辙攀辕”，对其恋恋不舍。他不仅得到百姓的爱戴，由于突出的才干，也成为吉林将军长顺欣赏和信任的少数几名官员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王朝面临的时局越来越艰难，朝廷也越来越意识到人才的重要，要求各省的将军、督抚保荐人才，长顺就推荐了谢汝钦和杨同桂。而在此之前的1893年，长顺就以谢汝钦“获盗有功”为由，为他“请补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候补”，当时，他到吉林还不到八年，就官升数级，这通常是其他官员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实现的。
补授长春知府 因何延迟三年到任
由于谢汝钦的出色表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吉林将军奏请由谢汝钦补授长春府知府。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就来到北京的谢汝钦，在吏部的带领下觐见光绪帝。吏部还保举他“在任以道员遇缺即补”。对一名官员来说，这是人生最为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补授，就不会成为一名正式的知府，除非通过捐纳，否则一生也没机会升为道员。但当他回到吉林时，却没有像其他补授官员一样，在几个月内就正式上岗，而是等了近3年，才到长春就任知府。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汝钦回到吉林省后，当时的吉林知府鄂龄由于在处理英国传教士购地建造教堂的问题上，惹恼了英国人，被控告到北京，要求对其进行处分。为躲避风头，时任吉林将军的延茂就将鄂龄派到长春来任知府。吉林府是吉省首府，所以吉林府知府是很重要的岗位，人选必须是延茂信得过又有才干的人员，谢汝钦就成为不二人选，被委署为吉林知府。
当时，正常情况下，署理一个岗位就是一年时间，恰好在这段时间，中国和俄国商谈修建中东铁路事宜，对外交涉事务增加，吉林省城设立了交涉总局，谢汝钦以吉林知府身份，兼任了交涉总局会办，不久又提升为总办。在办理外交上，谢汝钦“明敏练达，遇事动中机宜”，在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件公事被贻误。在此期间，因为谢汝钦还暂署过吉林分巡道这一重要职位，成为长顺离不开的帮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鄂龄也离任长春府，本来谢汝钦应该“赴接本任，以重职守”。但长顺认为，当时对俄交涉事宜众多，仍坚持将谢汝钦留在吉林知府任上。对谢汝钦来说，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干工作，可是这就涉及到他的“论俸”问题。所谓“论俸”，即计算食俸的年数。在清代，不论内外官员，均以实授到任之日论俸。就是说，凡是奏补实缺的官员，必须从授补职位工作的那天起，才可以计算“俸期”。仅就长春知府来说，“三年俸满”，如果没有错误，而且小有政绩，那就可以开缺，赴部引见，提升到道员的岗位上。这其中还涉及到“较俸”制度，大家都是实任知府，且只能提拔一人，那就要比较看谁的食俸资历更长了。
按照这样的制度，谢汝钦迟迟不能出任长春府知府，就不能论俸，也不能“在任遇缺即升”成为道员，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前途。好在长顺注意到这一点，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鄂龄离开长春后，长顺派书瑞到长春署理知府，同时又上了一道奏折，为谢汝钦争取待遇，长顺提出将谢汝钦从署理吉林府知府那天，作为他在长春府的论俸时间，光绪帝批准了这一要求，谢汝钦也算得到了组织的照顾。
在协助长顺办理铁路交涉等事项告一段落之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初九日，时年40岁的谢汝钦终于来到长春，这时距谢汝钦补授长春府已经过去近3年。
义和团运动中 与俄军交涉种种
谢汝钦到任长春知府第二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席卷吉林省各地。根据圣旨，光绪二十六年五六月，吉林省各府州县官员就纷纷招收拳师，训练团勇。这其中吉林城办得最为红火，长春知府谢汝钦从奉天选拳师20名，在长春城内设坛，教授义和拳法。吉林将军长顺还特给长春府下批示说，对这些招来的拳师们要“妥为照料，督饬认真教练”，到六月中旬，长春府已经有拳师50名。长春为东三省中心，商业发达，又有俄国车站和英法等教士们修筑的教堂，理所当然地成为义和团的重要活动地点。
从资料来看，谢汝钦对义和团运动引发的连锁反响还是抱有谨慎态度的，比如他曾派人前往镇压制止“土夫”，即雇来修筑铁路的农民拆毁俄国铁路和设施的活动。而且随着吉林省各地义和团活动的加强，长春的义和团也计划在六月初九日这天进攻俄国宽城子站，应该是受到谢汝钦的压制而没有行动。但到了六月十七日，长春义和团已不受控制，他们烧毁了城西小孤榆树村的俄修房屋。六月十九日，数十名清兵在长春城外被由昌图来的几百名俄军围歼，于是义和团开始进攻宽城子车站，并将这里的俄人住宅和车站烧掉。随后，他们又烧了城内的法国教堂、英人教会和城外耶稣教堂。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谢汝钦以安抚为主，对义和团拳民，“派员招待，优与饮食，不使外出”。在他的安抚策略下，长春义和团运动“未至大滋也”，长春府内的8座法国教堂，有6座得以保留。而被烧掉的那些建筑，事后均由吉林省赔付了大量白银，而这项赔款基本由商民承担。由此可知，谢汝钦对时局还是有着较高的判断和掌控能力的。
义和团运动使沙俄找到借口，他们大举进攻东北。吉林省各地也早早地做一些准备。在长春，谢汝钦积极筹办防务，挖城壕沟修城墙，一些村镇还修建了围子。因为害怕俄兵的到来，大家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谓众志成城。可这些设施并没派上用场，因为长顺决定放弃抵抗，派人与俄军议和了。面对战事失利，义和团首当其冲承担后果，在当时的主流环境中，从“神勇义和团”变为“拳匪”，受到镇压。当时吉林省城的义和团大法师敬际信被密捕处死。而在长春，谢汝钦对招来的50名义和团勇，并未加害，而是将其遣散。
当时俄国军队一路南下，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沙俄军队2000多人由一名都统带领，开到长春城外。谢汝钦表现出巨大的胆识，他“单骑进入俄营”，会见俄军首领与其进行交涉，并与俄军约定“无掠民，无犯城，凡有需索，悉为供给”。
据《长春县志》记载，俄军被谢汝钦舍身为民的精神所折服，于是出城驻扎在南岭，第二天经大孤山前往奉天。但事实并非如此，这2000多人从此以保护铁路为名，留驻在长春。为防止俄军进城扰民，谢汝钦对这他们“慰劳备至”，在俄军到达的当天，长春府就送去两头牛、白面、洋酒、烟卷、罐头等大量物品；第二天又送去大量食用物品，仅牛就有10多头，此后的大约一个月，基本上天天如此。此外，还要送俄军军官绸缎、洋皮祆，给士兵送赏钱；还要为俄军修房屋，款待酒饭等，花费巨大。对侵略者的贪得无厌，谢汝钦只能如此低声下气，但换来的确实是长春城内闾阎安堵，商人归市。长春人赞扬说：“太守之设施镇定，人民之不遭大劫者几希”。对这些措施，长顺曾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对其大加夸奖。
但遗憾的是，当时俄国宽城子附属地内还没有修建军营，为了不扰乱城市，在谢汝钦的安排下，长春老城外的西关成为俄军驻留地，而这里正是长春“西岭八大家”所在地，当时商业非常繁荣。俄军将各大商号的房院全部占领居住，一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末还没有退交，商民所受损失不可记述，直接造成了长春西岭八大家的衰败。
总的来说，谢汝钦对俄军的应对还算得当，长顺面对涌入省城吉林的俄国军队觉得难以应付，立即将谢汝钦调来，让他与俄军交涉，处理具体事务。于是谢汝钦离开长春。第二年正月，长顺奏请谢汝钦不再回任长春，而是开去本缺，“归道员班，办理善后各事，藉资臂助”。但因为吉林省没有道员的岗位，在光绪二十九年，谢汝钦被调派到广西和云贵三省，总办滇黔桂三省边防营事宜。随着清末吉林变为民省，道员的岗位增多，谢汝钦又回到吉林省，担任了民政使，并在宣统末年辞官回到老家，致力兴学，在当地威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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