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高低起伏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新民大街由南向北一路行进，渐渐的，一栋屋顶覆盖着翠绿色琉璃瓦、体量巨大的建筑便出现在这条街路的最北端。绿色的琉璃瓦屋顶、浅灰色的砖墙、褐色的条纹面砖、窄小的窗户、雕花的大理石，这些都是这座建筑从外观上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新民大街上现存的“一院四部一衙”六座伪满军政机构建筑，每座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座建筑上都附着了一段历史记忆。当人们走到新民大街最北端西侧这座建筑的正门前，很快便会从门前石柱上面镶嵌的黑色大理石文物保护标志牌上知道它的名称——伪满洲国军事部旧址。通过文物保护标志牌上的介绍，人们会得知这座规模庞大、略微给人一丝压迫感的建筑，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先后作为伪满洲国最高治安统治和军事机构——“治安部”和“军事部”的办公地点使用。如今，这里是闻名遐迩的大型综合医院——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所在地。
伪满军事部旧址，又称“第九厅舍”，是由伪满营缮需品局设计、日本大林组施工建设的。这栋建筑最初是为当时的伪满军政部所修建的办公楼。“第九厅舍”于1936年8月31日开工，选址在当时“顺天大街”最北端（今天解放大路与新民大街交会处西南角）。现在看来，这里似乎只是一处交通便利所在。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这里的位置却显得格外“重要”，它的北侧隔“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与规划建设中的伪满“新帝宫”相望，东侧与伪满国务院隔“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相望。
伪满军事部旧址的建筑平面造型和地理布局，与同样位于今天新民大街东西两侧的其他“三部”建筑迥然不同。它并没有采取多数建筑那种中规中矩的平面造型，而是将平面设计成三角形。作为一座地处交通“丁”字路口的建筑，它没有选择正东或正北朝向，而是选择将正门入口朝向道路转角处，这样，整个建筑就犹如一支箭头般指向东北方向。
经过两年多的修建周期，1938年10月31日，这座建筑最终竣工。但是，此时的伪满军政部早已被撤销，伪满治安部成为使用“第九厅舍”的首个伪满机构。早在“第九厅舍”竣工前的1937年，日本开始了对伪满中央机构的改革，实行所谓“简素化”“一元化”和“能率化”的行政机构改革，将原伪满国务院所辖的“九部”缩减到“六部”。原伪满军政部的参谋司、军需司，伪满民政部的警务局，以及伪铁路守备队被合并在一起，重新成立了“治安部”，使原本只具备单一军事职能的“军政部”成为军警一元化的职能部门。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又对伪满中央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变动。1943年4月1日，伪满治安部的警察职能被划分至伪满总务厅下属的伪警务总局。恢复单一军事职能的伪满治安部则改组为伪满军事部，依旧在“第九厅舍”内办公。
伪满洲国作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包括伪满军政部在内的伪满各军政机构只不过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已。1932年9月15日，伪满总理郑孝胥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伪满皇宫内的勤民楼签订了所谓的《日满议定书》，彻底出卖了东北主权。《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政府负担，“日本国军驻于满洲国内”。这样就使得刚刚成立不久的伪满军政部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摆设，更为日本军队盘踞中国东北披上了合法的外衣。1933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其中除了明确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国军的控制权，还对伪满国军的兵力人数和兵种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将伪满国军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同时，由日本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以及日本军官和职员被派往伪满国军内，在实际上操纵着伪满国军，使其完全成为日本控制的附属军队，并进一步成为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武装的帮凶。
1945年8月间，伪满洲国军事部和其他伪满机构一起随着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政权的覆亡而解体。不久，最后一任伪满军事部大臣邢世廉和其他众多伪满官吏一起被苏联红军逮捕，旋即押往西伯利亚。在随后的几年间，伪满洲国军事部旧址的使用权辗转于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手。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至今，伪满洲国军事部旧址先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吉林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等单位使用。在建成后70年的时光流转之中，这座建筑原本的使用功能早已发生变化，这里如今已经成为蜚声中外的医疗机构所在地，每天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求医问药者。
如果翻看20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黑白照片上的伪满军事部旧址和现在的模样大相径庭，屋顶由硬山式变成了歇山式，四层建筑也“长高”了一层。原来，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为了满足不断增多的患者就诊需要，对这栋建筑进行了接建，以扩大医院使用面积。在此次接建中，不仅楼体加高，顶部也改为了歇山式，加盖一层的外部则镶嵌了尺度巨大的装饰浮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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