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直到1950年8月1日被引渡回中国，在苏联拘留5年。其间，溥仪除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外，还五次上书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与支持，请求准许他永远留居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加入苏联共产党，但未得到肯定的答复。
前三次上书
1946年1月11日，溥仪致信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第一次递交了由溥杰代笔的留苏申请书，包括两封信函：一封是留苏申请，另一封是感谢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此前不久，伯力内务局长宴请溥仪，希望他为苏联“恢复战后创伤”有所贡献，溥仪不得不献出一些贵重物品，也利用这个机会申请留苏。在留苏申请的信函中溥仪写道：“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可以在苏联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恕我多求：恳请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他科学的研究。”当地报纸也曾报道过此事，但斯大林并未答复。
1947年夏，哈巴州内务局局长道尔吉赫中将视察哈巴罗夫斯克第45收容所，溥仪再次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永远留居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第三次递交留苏请愿书，感谢苏联政府让他作为证人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也说出了他对日本关东军的痛恨和对苏联政府英明伟大的赞扬，“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
以下是“请愿书”全文：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牍，更申言之。
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身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
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并敬祝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溥仪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
这份也是由溥杰代笔的《请愿书》在12月30日转到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手中，他立刻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写了书面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表明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非常重视。特将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写的《书面报告》引录于下：
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
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作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嶦（1923年生）、爱新觉罗·毓嵒（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他二人原来都在溥仪的宫廷里。毓嶦和毓嵒在呈文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的两个族侄毓嶦和毓嵒也给苏联政府递交了“申请能够留在苏联”的呈文。唯族侄毓嵣因盼望早日与国内妻儿团聚而不肯申请留苏，竟被溥仪视为“大不忠”和“大不孝”的背叛者，废弃了原拟立毓嵣为其子嗣的安排。为实现留苏之梦，溥仪还命其族侄等一起学习“马列”、学习“联共党史”。溥仪学习《联共党史》，总是有意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摆放在桌子上，以便让来视察的苏联将官看见他是怎样用心学习苏共党史的，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苏方信任。溥仪认为，当时国共正在大战，谁战胜了谁都对自己没有好处，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他还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
“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当时溥仪在学习中听到最多的两个名词。他曾问过看守“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关系”？看守说“苏维埃是政权，布尔什维克是政党”。溥仪一笑：“我懂了，在贵国布尔什维克是上等的人。”在他看来，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一样，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他完全可以先从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留居苏联也就顺理成章了。遂又问看守：“你们布尔什维克接纳皇帝吗？”就此他还真向苏联内务部申请加入联共（布）了。对此，苏联政府当然是不可能接受的。十月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很快就被秘密处决，而溥仪却全然不知。他还颇不理解地说：“这太遗憾了!如果世界上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的‘皇帝’，我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第四次上书
当不上布尔什维克的皇帝忐忑不安，乃于1949年7月29日第四次直接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写信，以极为尊敬的态度，以近乎献媚取宠的语气，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居留苏联。俄罗斯档案馆至今保存着这封信的原件，全文如下：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内阁总理斯大林大元帅阁下：
我觉得非常光荣地给您写这封信。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其繁忙之际，我以素日对您的衷心爱慕和至深感激之意，向您表示非常抱歉！因为我最希望永远居住在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
以前在满洲时代，我在日本军阀层层监视之下，不能同人民自由联络，即个人之生活亦受到他们的限制。因此我对苏联邦的真实情形是不可能详知的。所知只是片面的、虚伪的。我在满洲明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伪宣传。一到苏联邦之后，我方知道苏联真实的面貌，因此更明白日本人对人民和我做如何的欺蒙、俘虏。
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举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去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内心想，虽说是所谓“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日本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
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
彼时我方开始阅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来第一次读到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卫国战争》一书极启发我的见识。您英明预先判断德国希特勒匪邦必然崩溃，更见您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之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民，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
苏联政府宣布废止死刑，这是维护人道、开世界上空前的前纪元。在战后树立五年计划与诸般复兴实业，几乎超过战前水平。又屡次降低物价，苏联人民在物质上的丰裕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全国人民享受着真正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权利。各种不同民族在苏联邦内如同一富裕的大家庭，并且苏联邦对于全世界各劳动人民和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援助等种种难以列举的功绩，早已印在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每个人的心里。
兹举一例：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及独立，即亦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做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
在此前我就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认为自己是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之发达和兴盛，并且我也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
我敬祝全苏联人民的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九日 溥仪 于伯力市
1949年9月9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又把溥仪这封用词不能说不恳切而强烈要求留居苏联的信转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溥仪在其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的宽大和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放出来。溥仪要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在苏联他想‘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9月20日克鲁格洛夫再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写书面报告。遗憾的是，斯大林还是不置可否。
最后一次上书
1950年春，溥仪最后一次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永远留居苏联，苏联明确予以拒绝。
直到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引渡回中国前夕，他还最后一度口头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请求，希望他能转告苏联政府。据毓嶦回忆，溥仪被引渡回国前情绪低落，神经质，甚至想过自杀。但最终安全回到祖国。
溥仪被俘后就想长期留居苏联，以此逃避中国人民惩罚，把苏联作为活命的过度和跳板，摆脱现实困境，转道移民美国或英国。
因为溥仪深知：历史上俄国就与日本争夺过中国东北，也都想利用他，日本已经做了，俄国未见得不想做。如果说这还是远期目标的话，那么，俄国也还是有近期目标的，应该就是斯大林还想从溥仪口中了解更多日本在满洲的资讯，诸如日本是否有策划进攻苏联的计划等。因此，对他很优待，让他享受特殊俘虏生活，对他留居苏联也应该不会反对，所以他敢于提出这一要求。
“贪生怕死”的心理贯穿溥仪生活的始终，任何情况下他首先是求生，活着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可见，他上书斯大林要求加入苏共并留在苏联的信函反映的也是这种思想。因为溥仪想活命就要表现出对日本的决裂，同时，积极表现出亲近苏联，讨好斯大林的种种行为。而对中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都是疏远和惧怕，担心回国后会被杀头。这是他几次上书斯大林要求留在苏联的主要原因。其实苏联政府对如何处理他以及他的多次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都由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及时转给了斯大林，并有书面报告，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正式答复，完全是政治原因。
由“求生”转向“立嗣”——
1950年春，苏联当局又将溥仪的家人毓喦等从士兵管理所重新调回了伯力第45收容所。重新见面后，溥仪非常高兴。
还有使溥仪更高兴的事。一天，毓喦趁着屋内没有人的当儿，悄悄地拿出了他在士兵收容所，用300卢布赎回的那块溥仪当初送给苏联人的白金手表。溥仪瞅出了送到自己手中的表，就是他戴过多年的那块白金手表时，极为兴奋，拿在手里反复赏玩。或许，溥仪认为，这表现了毓喦对他的“忠心”，从此对毓喦更加信任。
回来后，毓喦仍然像从前那样每天为溥仪拿饭、洗衣服、整理床铺等等，又复归成了他的非正式的“服务员”。自从溥仪到苏联以后，每次理发都是毓喦用剪子给他剪短些就行了。不知是出于防备日本人加害于他或其他的什么心理，他从不愿意让理发室的日本士兵为他理发。
苏方按其所长，将溥仪等战俘重新分了工。在收容所里全然没有了过去伪满宫廷的等级界限，唯有溥仪，仍每天不干活儿，被苏方静静地养在收容所里头。
在此前后，苏联当局已经开始了遣返日本低级战俘。这时，处理日本高级战俘之事，显然也已迫在眉睫了。闻此，溥仪慌了神，他虽然多次向苏联政府催促关于要求留居苏联的答复，但一直杳无音讯。他唯一求得精神解脱的就是，每天吃过晚饭后便一次又一次地诵经念咒，乞求神佛保佑，而且一再地摇着他那铜钱，占卜打卦。
由于留居苏联音讯全无，他好像觉得被苏联送回中国已经成为定局。1950年6月，当溥仪从某位苏联军官口中得知自己即将被引渡回国时，溥仪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整日坐卧不宁，摇动金钱卦，祈求上天保佑。此时的溥仪已经认定自己回国后必死无疑，目前只是临死前的喘息。在这种心态下，溥仪不得不考虑到了根本不存在的 “后事”。倘若一旦不妙，真要是逃脱不了见“上帝”的命运，自己连一个儿子也没有，那么谁能承继“香火”呢？谁能继续秉承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复辟“大清帝国”的宿愿？
在溥仪的三个族侄中，溥仪认为毓嵒最适合做自己的后人，而且对自己也最忠心耿耿。于是就在1950年六七月间的一天傍晚，大约七八点钟，向毓喦宣布了关于“立嗣”之事。
那天其他人都不在，房内只有溥仪和毓喦两个人。毓喦回忆了当时的详细情形：
“我今天要和你说点儿心里话。”当时，溥仪亲密地拽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显得异乎寻常。我看出他有事要对我讲，便对他小声地说:“您如果有什么话，尽管吩咐我。”但我始终没料到，他竟然说出了使我大为惊讶的一番话来。“唉，你对我一贯尽忠效力，尤其在这患难之际，仍然对我忠心不贰，始终为我效劳，太不容易了！”溥仪两眼望着我，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前几次，我想留居苏联，你能舍家随我一起要求留在苏联，实在是列祖列宗的好后代！”
溥仪说到这里，似乎动了感情，眼睛里闪射出一种激动的目光。他凑近了些，面对面地对我一句一顿地说道:“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作为我的‘皇子’！”听到这里，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因为，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主意。“皇上”立“嗣”，自古以来就是一件特大的国事。多少人曾为皇上立“嗣”这种事，自相残杀，死无葬身之地……而我在瞬间，竟然成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继子，简直不可想象！我看着溥仪那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在与我开玩笑。
“毓嵒！”溥仪极为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现在就跟着我，向列祖列宗行礼！”于是，我跟随着他伏在地上，面朝黑皮箱，向心目中的“列祖列宗”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我又按照他的要求，转身向溥仪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坐下吧。”溥仪让我重新坐下后，又对我嘱咐说:“你以后要对我更加尽忠尽孝。要和我一样，念念不忘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
此时，我已经被他这个突然“立嗣”的举动弄得惶恐不安，只会连声说着:“是，是，皇阿玛！”“君臣”变成了“父子”。他是退了位的“皇帝”，我是败落了的王爷的后代，而他竟让我继承他那个实际已经不复存的“皇位”。
毓喦一直以为溥仪在看到留居苏联希望不大，被遣送回中国前夕怀疑自己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才“立嗣”他为继承人的。可后来他才知道，关于“立嗣”之事，溥仪早已酝酿了很长时间，事先还和弟弟溥杰、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商量过，但对毓喦和毓嵣是保密的。
最初，溥仪看中的是毓嵣，因为从头脑的灵活程度以及接人待物而言，他在哪一方面都比毓喦略胜一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毓嵣变得越来越不听溥仪的话，甚至在某些方面公然违抗溥仪的旨意，尤其是不肯随溥仪留居苏联一事，更使溥仪大为不悦。所以，溥仪对他极为不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溥仪待人的一贯作法。在战犯收容所内，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声称，但是他的骨子里仍旧是“依然故我”。按照这一条原则，溥仪与战犯收容所内的几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几经磋商，最后“立嗣”的对象，自然而然地选定了毓喦。
毓喦是道光皇帝五子的后人，他是1936年被溥仪选中的伪满洲国帝宫内廷学生，协助管理国事。溥仪在东北的十几年里毓喦一直追随左右，且两人关系甚好，毓喦逐渐成为其心腹之一。在溥仪长期“恩威并施”的教育之下，毓喦早已经逐渐地成为了他的忠实“奴仆”。对于他的意图和旨意说一不二地执行，绝无半点虚假。无怪乎，有人便在背后骂毓喦是溥仪的“马屁精”。而事实的确如此。只要是有人说了溥仪的坏话或者是做了对于溥仪不利的事情，毓喦总是要赶紧去向溥仪汇报。毓喦的信条是:以“君辱臣死”为己任。对此，溥仪是非常满意的，也许基于这一点，才对毓喦格外信任。可见，溥仪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立毓喦为皇储。五年的国外牢狱生涯，让溥仪对共产党有了实际接触，也学会了如何和共产党打交道。他知道面临他的是要被送回家去，送回家就有可能被镇压。他肯定会想到他是大清最后一个皇帝，没有子嗣，没有后代，家谱也要到此为止了，所以才有在回国前夕立嗣一幕。溥仪之所以当上伪满洲国皇帝，背上卖国求荣的骂名，也都是因为复辟大清帝国祖业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一件事最能说明溥仪的复辟思想，经过5年囚居，丝毫没有改变。再从行动上看，他致信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要求留居苏联也好，他讨好苏方监护人员而施以金银珠宝小恩小惠也罢，他在东京法庭上利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而趁机发泄其愤也好，他在囚居地每天摆弄“诸葛神课”也罢，说到底，这一切实践的最后目标也都是“复辟大清”。所以，可以说从思想到实践，这5年都没有任何变化可言，真正从皇帝改造成公民，完全放弃复辟之念的时间还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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