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8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个对我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事件——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在我党的积极推动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长春历史研究者徐振泽撰文纪念西安事变的重要推手——吉林人杜重远。徐振泽曾3次来到杜重远的出生地，与他居住在这里的后人交谈，还原了这位爱国先驱为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一生。
在长春市正西近70公里处，有一个叫杨大城子镇大凤凰岭屯的地方。百余年前，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的爱国先驱——杜重远。今年，笔者曾3次来到这里，寻访杜重远后人，祭奠这位爱国先驱。
杜重远逝世已有70多年，但党和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1981年，邓颖超以国家领导人与历史见证者的双重身份指出：“我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与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分不开。杜重远同志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是我党的光荣，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以志纪念。”此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相继通过各种方式，缅怀这位在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民主战士、爱国先驱。其中邓小平的题词是“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江泽民的题词是“自觉的民主战士，忘我的爱国先躯”。为纪念杜重远诞辰100周年，1998年4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的文章，叮嘱后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位在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无私无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近年来，杜重远在沈阳的肇新窑业公司旧址得以恢复；位于乌鲁木齐和上海万国公墓的纪念碑、墓碑都得到了修缮；当年在上海的寓所也被列为“重要历史建筑”……杜重远之所以获得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不但因为他的一生始终保有不屈不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家国情怀，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西安事变的重要推手，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
杜重远生于1898年，7岁进私塾开蒙。1911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后一度回乡任教。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东京藏前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专业。1923年学成回国，在张学良、奉天储蓄会长张志良和阚宇清等几位同学的支持下，开办了肇新窑业公司。其间，他结识了高崇民、阎宝航等，与张学良更是私交甚笃，不仅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还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对日本问题的交涉。
早在奉天读中学时，杜重远就参加过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1922年在日本留学期间还组织过东京留学生反对日本续租旅大游行，并且被推选为回国代表，在奉天、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反帝宣传活动。
公主岭市档案馆至今还珍藏着一份档案（563号），记载着1922年3月，在日本留学的杜重远利用回乡之机应邀到怀德县立师范演讲的情况。在集会上，杜重远讲道：“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对我国东北早就垂涎三尺，迟早要发动侵华战争。我们要牢记东三省是中国领土，谁侵犯她，我们就以血来保护。”
1927年春，日本欲在临江强设领事分馆，因遭到当地人民反对，竟然在鸭绿江对岸架起大炮，同时派出军队在中国登陆，致使我边民多人伤亡。杜重远闻讯后，马上以商会名义召开奉天各民众团体大会，组建了“奉天市民工商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随后召开了全市工商联合紧急大会。会上，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号召奉天商民举行抗议示威，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大会发表了长达5000字的《泣告东三省父老兄弟姐妹书》。
9月4日，奉天全市商号闭门罢市，6万多商民走上街头，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反对临江设领”等口号。游行队伍以总商会的消防车、警视厅的保安队和乐队为先导，杜重远与商界名流站在车上，不断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发表演讲。许多市民受到鼓舞，主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杜重远等领导的这次活动，得到了全国很多城市的响应，迫使日本不得不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关东军将杜重远列为通缉对象。为此，他流亡到北平，参加了阎宝航、高崇民发起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
此后，杜重远以流离失所企业家的身份，在全国各地进行“现身说法”的抗日救亡宣传，发表了60多场讲演，激励各界同胞奋起抗日，抵御外侮。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他带领民众去慰问十九路军；热河抗战，他又与30多位热血青年赶到前线。每到一地，杜重远都将其见闻写成通讯，发表在报刊上。此间，他结识了邹韬奋、夏衍、沈钧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31年11月，经夏衍介绍，杜重远秘密会见了周恩来。
1933年12月，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积极宣传抗日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几个月后，杜重远接办该杂志，改名为《新生》周刊，寓意是《生活》周刊已获新生。
《新生》周刊出版后，秉承《生活》周刊宣传抗战的宗旨，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曾达到15万份。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2卷第15期刊载了小品文《闲话皇帝》，内容是从学术角度介绍有些君主立宪制国家帝王的情况，其中也涉及到日本天皇。没想到这么一篇短文，竟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在上海的日本媒体提出质疑，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称文章“有辱天皇”，要求禁止《新生》发行，严办主编杜重远和作者，还要向日方谢罪道歉。随后，日本浪人又在虹口一带举行反华游行，打砸中国人的商店。
面对日本人的无理行径，南京政府竟下令让上海市政府向日方道歉，同时宣布对杜重远提起公诉。经过两次审判，法庭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徒刑。当法庭公布这一结果时，人们群情激奋，社会舆论哗然，形成了“《新生》周刊骂皇帝，满街皆说杜重远”的“新生事件”。有学者认为，这起事件可以看做随后发生的“一二九运动”的诱因之一。
杜重远起初被关在江苏省第二监狱（位于上海），第二年春天保外就医，移至霞飞路虹桥疗养院软禁，1936年9月获释。
关于杜重远被关押期间的情况，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之写道：“杜重远入狱后，大批东北军人员，包括张学良部下的干部将领以至士兵，当然也有一些东北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到南京、上海开会和出差，有的是假借各种名义，络绎不绝地到监狱里向这位抗日英雄进行慰问”“……只要是星期天或假日，我也起早去漕河泾监狱，有时直到晚间才回家，是重远要我帮助他，向来访的人们做些政治工作”。
张学良的卫队营长、西安事变中捉拿蒋介石的孙铭九，对张学良此间与杜重远的接触描述得特别清楚。他在《回忆杜重远先生二三事》中写道：“西安事变前，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我是随从参谋，随张同去。这时张因为东北军在西北剿共损失了部队，蒋介石又要取消被消灭部队的建制闷闷不乐。12月中旬他去了上海，暗中会见了杜重远先生，请他谈抗日联合问题。据应得田事后对我说，杜重远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曾向其介绍了救国会运动的情况，还介绍张学良认识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进步民主人士”。电影《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与杜重远这次会见有详细表述，而且将其看成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启蒙。电影还揭示了这样一件事情，即正是通过张学良与杜重远的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东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的联系才得以恢复。当然，电影里的故事不能作为历史凭据，但因为共产党员潘汉年、孙达生在杜重远服刑期间确实受周恩来委托，几次前来探视，所以电影里的相关内容也未必是空穴来风。
1936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会议，这时杜重远已经在虹桥疗养院保外就医。张学良亲自驾车将杜重远接出，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的大计。同年8月，杨虎城借口来上海治牙，与杜重远秘密接触并进行长谈。
在这一次次接触中，杜重远与张学良、杨虎城谈了什么，除了3位当事人，谁都说不清楚。但是杜重远是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的重要推手，在国共两党高层中人人都心知肚明。因为张、杨二人“犯上作乱”，如果没有人为他们穿针引线，如果两个人始终不敢“打开天窗说亮话”，互相戒备，西安事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屈指算来，当时能够发挥这一作用的，确实非杜重远莫属。
为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在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吸收一些抗日人士入阁时，周、张、杨共同推荐了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杜重远为次长。另一个“为此”就是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杜重远虽然远在江西，但陈果夫还是指示当地政府马上扣押了杜重远，直到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杜重远才恢复自由，可见他与西安事变关系非同一般。
关于杜重远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反证。
1939年，杜重远千里迢迢来到新疆。不料就在他抛家舍业、一心为抗战和当地发展尽力之时，突然遭到军阀盛世才逮捕，最后竟然将生命留在了天山脚下。
这里有个问题，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他是以朋友、同乡的身份，应盛世才之邀，同时也是受周恩来之托到那里搞建设的，为什么会在盛世才的反共大屠杀中蒙难，而且牺牲得格外惨烈，以至于其遗体至今都没有找到？如果我们把这些情况与当年的西安事变联系起来，因果关系就不言自明了。
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中，张学良被软禁了半个世纪，杨虎城最后在重庆被“满门抄斩”。杜重远是这次事变的重要推手之一，盛世才认为，残害杜重远，为蒋介石出了曾经作为阶下囚的那口恶气，是表明其忠心的最好机会。而此举很可能正是盛世才反蒋多年，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的原因。
个人办事
法人办事
部门办事
行政审批
综合服务
